50人经济论坛触及敏感话题 刘鹤出席，但真实作用恐有限
具有特殊的政商学界背景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召开，主掌金融和中美贸易谈判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在会上，与会经济学家们的发言触及众多中国当前焦点和敏感话题，引起广泛关注。
【希望之声2018年9月18日】（本臺記者郑清源綜合報導）9月16日，具有特殊的政商学界背景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召开，主掌金融和中美贸易谈判的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在会上，与会经济学家们的发言触及众多中国当前焦点和敏感话题，引起广泛关注。
由于时值中国经济下滑、更多外企撤离、中美贸易战面临升级，以及人们对新一轮“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被压缩生存空间等忧心忡忡，所以这次会议也引发很多人的期盼：中国当局会不会是试图借这个会议引发社会讨论，并启动新一轮改革？
当然，也有人怀疑，第一、都是一些经济学家在发言，政府现任高层官员未表态，而在中国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第二，由于体制限制，这些人的意见即使能够传到决策层那里，能不能采用还是问题，采用的时候大打折扣、搞得似是而非、南辕北辙更是难以预料。因为现在与会专家谈到的很多问题虽然大胆敢言，但也只是最近几十年问题的“老调重弹”，很难改变。
一、50人经济论坛由刘鹤等发起，楼继伟、周小川等加入，横跨政商学界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是由刘鹤等于1998年6月发起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大陆学术水准一流、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研究中国经济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定位于中国国内外重大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
论坛包括了许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高层经济官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中国银行和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人民银行副行长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世界银行前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等人。论坛还有企业家理事会，主要代表人物有段永基和柳传志。
中国经济50人论坛，被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多次接受中共高层和有关部委委托，参与重大专题研究，也多次与各省市共同主办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 还参与了很多国际交流，并多次举办了“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
二、论坛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为主题，发言触及当前众多焦点和敏感话题
经济50人论坛一般一年举办一次，本次论坛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论坛， 以“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名义举行，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触及了很多当前很多焦点话题，而这些话题之所以能够引起在场专家和网络的共鸣，恰恰是因为这些方面现在出了问题了。
以下是本台根据发言顺序，整理出的11个主要的经济学家谈到的重要话题：
1、吴敬琏：“消灭私有制”的声音不和谐，强调市场化、法治化
吴敬琏对解决降杠杆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议，“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吴敬琏还对40年来的几次市场化和计划经济的角力进行了回顾，强调市场化和尊重私有经济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他对今年1月份党刊《求是》刊登的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周新城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一文，以及前几天金融界人士吴小平等掀起的“民营经济应该退场”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批评：“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2、楼继伟：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改革。批现在的很多做法不是改革，只是计划经济“关停并转”的升级版
楼继伟称：“结构性改革的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政策的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他认为“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都是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时候的被动的改革，也是成功的结构性改革。认为现在的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加快，但是不能像中央政府现在那样：“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说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
他还对有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经营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
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中国过去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给某些企业的“特惠制”，但是特惠制是次优安排，现在越来越低效、正面作用越来越小，应该考虑建立普惠制
白重恩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造成过去经济增长的这种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如果未来无效，该怎么办？
他认为，过去的快速的经济增长是靠的是地方政府对有些企业的特惠政策，“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特惠尽管不公平，但是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由于官员有政绩要求，过去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时期，大部分地方政府是能够做到根据效率来选择特惠对象的。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这种特惠模式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另外，“特惠对象不是消费者，而是某些企业，所以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对于随着经济发展，特惠制度起到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建设普惠制度，白重恩除了建议未来“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为企业降低税负，没有给出太多建议，主要是抛出问题。
4、林毅夫：抓住劳动型产业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期，
林毅夫的发言，保持了他的一贯特点，即跟随当前的中共中央政策很紧。他认为未来要继续保持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不足以借鉴，需要理论创新。
他认为“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当中的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输掉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他还表示，“一带一路”以及中非合作发展，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能合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5、杨伟民： “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中央财经委原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提出多达八方面的改革期望，包括：
从速度赶超变为质量发展。认为“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因此必须“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要平衡发展。他认为“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这种机制”现在重大的三大失衡。“现在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要尊重产权。“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改革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他表示。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改变政府配置资源，让市场主导，特别是要改革要素市场的双轨制问题
王一鸣认为过去的改革是双轨制改革模式，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我们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但是现在这种改革带来很大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也容易导致腐败和收入差距的拉大。
“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
他认为现在最大的双轨制是要素，“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包括技术、人才，还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他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包括：
他认为现在是“双轨的土地，为城市化在积累资本，以前是公共产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化的资本，现在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城市化资本，这种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它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现在带来问题凸显。”
“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中国P2P为什么那么多？比世界上多的多。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多非标产品？说明我们利率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
他认为改革还需要建立以产权为中心的激励机制。“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我们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我们怎么在产权激励上能够动脑筋，想办法，找到有的解决方案。”
7、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盛洪警告，现在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使“我们的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我们用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一相减，得出的数字是负数。意思是其实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什么情况？
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
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我们又搞了所谓的税改，很多人已经明确指出，这个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等这些东西，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有两点的改变： 1，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2，税务局的性质跟人保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一定会有强制性在里面，它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8、中国社科院原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对民企歧视和现在的经济形势造成了国进民退，很多民企主动寻求并入国企自救
李扬认为，现在国进民退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造成的原因有四个：
“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我们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我们会看到统计局的数字，我觉得那个数字还是真的，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但是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他认为，现在的国进民退是民企“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
但另一方面，“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之后，开始派领导了，开始往这样一些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他认为现在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契机，“第一，管资本不管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国企来收购的方式，注入了资本、注入了政策，你不要管企业，不要去派干部，不要去把它的人一下子都换掉，不要做这个事。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
9、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全面法制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吴晓灵认为：“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是指，税费改革后，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民众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10、国家财税总局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重新思考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定位，全面评估和改善科技发展的制度
许善达认为科技的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明确：
“第一，咱们原来说过很多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原来说过的。就是创造财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讲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的手机制作的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利润比不上苹果公司创建智能手机的公司。所以它是靠科技来分配利润，而不是仅仅是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
第三，真正的军事实力，这里面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很多军事上的领先的东西，都是里边科技领先带来的军事领先。
第四，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兴的问题，一个惩罚措施让你毫无还手之力，这就变成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他还认为现在的制度障碍了科技发展，需要全面评估，做出改善。
“我们跟美国、跟这些发达国家比较的话，在支持科技发展的制度上，确实还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你真的仔细一推敲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政策对于科技发展实际上还有一点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围绕着科技发展所需要创造的制度环境，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找出其中我们做得好的继续往前推进，做得有缺点的怎么改进，做得不好的怎么把它废除掉，需要什么新的我们提出建议，进入决策考验范围”。
1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农民工占70%，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扭曲
宋晓梧介绍，最近看到美国商务部关于美国为什么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几条理由。其中第二条就讲，中国的政府过分的压低劳动力价格，以这种不公平的方式从美国把工作岗位夺走了。
“不管美国怎么说，我们现在到底怎么评价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我想提出一个数据。在劳动力市场，在 4.2 亿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2.8 亿，就是说农民工占到了整个现在城镇就业的比例将近 70%，是67.5%。这样一种就业市场或者说劳动力市场是非常扭曲的。我们考察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在整体就业人员中这种双轨制。究竟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市场化朝什么发展，应该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三、对论坛发言的政策层面的实际影响力，人们并不乐观
这次中国经济50人论坛，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近60家中外媒体派记者到会采访 ，新浪网现场直播。由于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下行以及中美贸易战，以及这些经济学家很多具备政学界很高的影响力，因此引起较大关注，很多人相信这些讨论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决策。
尽管外界普遍认为这次论坛，专家们的发言说话实在，火力猛烈、尺度大的惊人，财新网还以《新使命何在？经济50人论坛上的改革呼声》发表了报道。然而，诡异的是中共主要党媒新华社和人民网并未发布相关报道。
在记者对国内有政策背景的多名经济学家和相关人士的调查中，大家对于专家们提出问题能否解决并不乐观。例如：
著名经济学家胡星斗对于专家们的发言表示支持，但是认为“大部分说了也白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认为“没用”；
招商银行某分行行长王先生说“说话不算的声音高”，“真正大佬（国家层级的政府人员）都没吱声”，至于刘鹤虽然出面，但是没有表态，“或许国进民退稳步推进中”；
独立学者荣剑说：“刘鹤在吴敬琏讲完后离场，他的出现或许已经表明态度。但经济学家的声音能否影响上层并转为政策，仍然不乐观，估计还将拧巴一段时间，直到走不下去时才会被迫做出调整。”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从专家们发言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基本上是政府造成的，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让其自我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一位经济界人士则表达更悲观看法，他说：“当年的改革派掌握实权的时候，理论研究功底下的不够，没有开放禁区，在禁区中探讨与升华，简单地翻译复制西方的各种理论，缺乏信仰层面的深度研究以及引导！现在，禁区成为雷区，谁进炸谁！再重复几十年的老话题，真的没有任何意义……问题大家提的都对，解决问题没有套路因为雷区过不去，不能过！然后，大家一起说说车轱辘话……，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