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口述1959（二）：我为达赖喇嘛牵马
我是1947年在拉萨出生的。九岁那年我成了色拉寺的一名僧人。
在西藏的传统中，如果家里有几个男孩，母亲都希望送一两个去寺庙当僧人。我的情况有点不同。我父亲是噶厦政府一名高官的仆人，本来我也要做这家的仆人，唯一可以摆脱这种命运的就是成为一名僧人，因此我母亲花了很多心思送我去寺庙当僧人。
我的师傅功德林·乌色坚赞是噶厦政府中一位层级很高的官员。他也是功德林寺的住持，当时非常有威望。他愿意培养我日后成为政府中的僧人官员。
我曾经跟功德林先生去过拉萨河南岸的解放军军区。那些汉人军官对我非常友善。他们请我喝水、吃糖。我对他们的印象很好。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变成后来那般残暴的模样。
那时我经常出入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因为功德林先生住在那里。1959年3月，数万人包围了那里，形势非常紧张。罗布林卡有四个门，我总是走南门。门口的警卫认识我，所以我可以进去，一般人他们是绝不放行的。
我后来知道，功德林先生和帕拉先生（达赖喇嘛的大管家）策划了达赖喇嘛整个的出走行程，但当时这一切都是绝对保密的。功德林先生秘密挑选了一些警卫人员，他们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在头上，发誓绝不会对外说出一个字。
出发两天前，功德林先生叫我到他家去。他说：“我们要到山南（藏区南部，解放军尚未占领那里）去，你想不想一起去？”我不知道山南在哪里，但是我说：“我要去”。我当时很年轻，很瘦小，但是非常强悍。
可我还是想回家去看看我妈妈。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庆幸当时那样做了。我跟妈妈说：“功德林先生要我一起到山南去”。她说：“好，你应该去”。她很信任他。然后她就消失不见了。几分钟后，她跑着回来，递给我一顶毛线帽子。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妈妈。那顶帽子是妈妈送给我最后的礼物。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和许多藏人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中很多的“最后一刻”。
1959年3月17日，离开罗布林卡的那天晚上，在功德林先生和帕拉先生的劝说下，尊者完全变了一副装束。他换上一身普通藏人的深色长袍，戴了一顶毛线滑雪帽。他们还要他把眼镜摘掉。和几个随从一样，他也在肩上扛了一把长枪。如果穿着平时的衣服，他是绝不可能走出罗布林卡的。帕拉先生也换了一身平民的服装。他告诉包围在宫殿门口的民众，我们出去走一走。人们没有认出他们，同意了。
我们已经在拉萨河对岸等候。不远处的空场里有很多马。天色暗下来以后，人们陆续把马牵到岸边。功德林先生的一位侍从对我说：“牵着这匹马，不要给任何人。”我说：“好”。我一直牢牢地牵着那匹马。
突然周围变得一片漆黑，两英尺开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来来往往的人越来越多，声响也越来越大。有人问：“马在哪儿？”我还是一动不动地牵着马。要我牵马的人说：“你把马牵到那边去。”我照办了。
这时有一个人走过来了。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他骑上了马。按照传统，扶人上马时，我们要把垂下来的藏袍撩上去，放到他身后。当我这样做时，那个人说：“突及其”，意思是“谢谢”。
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莫名的感动。这个人是谁？天呐，我真的好想知道。他的声音如此特别。但是容不得我多想，他就走了。
很多人都匆匆骑上马走了。这时我忽然听到一位女士的声音说：“阿妈拉”。我一下意识到，刚才骑马走的人一定是尊者达赖喇嘛，喊妈妈的这位女士是尊者的姐姐。尊者一家人到了这里。我这样想的时候，她们也都骑上马走了。
几分钟后，人们就都走光了。周围一片漆黑，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河对岸很远的地方，中国军营里发出影影绰绰的灯光。
我和同伴踩着石头，趟着溪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突然夜色中传来悉悉邃邃的声音，不知从哪儿走来一匹形容枯槁的野马。作为一名佛教徒，我至今觉得这匹马是什么人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骑上这匹瘦马在夜色中到了下一个村子。村民给了我们一些吃喝和一匹好马，真正的旅程从就从那里开始了。12岁的我成了尊者达赖喇嘛警卫团中最年轻的成员，随同他一路抵达印度。今天看来，这一切仍然好像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