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46）
《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
【希望之声2019年4月10日】（大纪元）
作者：卡雷尔‧巴托赛克（Karel Bartosek）
对于共产党政府来说，教会是摧毁或控制公民社会机制的最大障碍。天主教会，由于其组织受梵蒂冈指示，代表着一个与总部在莫斯科的信仰敌对的国际信仰。莫斯科明确的战略是迫使罗马天主教会和东仪天主教会断绝他们与梵蒂冈的联系，并将由此产生的“国家”教会为自己所控制。从苏联领导人和各国共产党新闻局之间1948年6月的谈话中可以理解到这一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Rudolf Slansky）对此作了报告。
为了减少教会对社会的影响、把它们置于国家官僚的控制之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的工具，共产党人结合了压迫、企图腐蚀直至渗透教会等级制度（的手段）。已经开放的档案，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档案，已经揭示无数的牧师甚至还有几位主教都积极与秘密警察合作。他们可能在试图避免更糟糕的命运？
第一次反宗教的压迫──如果排除清洗的受害者，例如前文提到的保加利亚牧师──可能发生在阿尔巴尼亚。斯库德（Shkoder）大主教塔奇（Gaspar Thaci）在家软禁期间死在秘密警察的手里。都瑞斯（Durres）大主教普利都士（Vincent Predushi），在被判处30年苦役后，于1949年2月去世，多半是死于酷刑。1948年2月，包括沃尔斯（Gjergj Volaz）和基尼（Fran Gjini）主教在内的使团中的五位神职人员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超过一百名神父、修女和神学生被处决或在监禁中死亡。至少有一名穆斯林、名叫皮帕（Mustafa Pipa）的律师因为出面帮方济各会辩护也死于这一波迫害。多年后的1967年，霍查宣布阿尔巴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无神论国家。官方报纸Nendori（十一月）自豪地宣布在当年，全部2,169个清真寺和教堂，包括327个天主教庇护所已经被摧毁或关闭。
在匈牙利，伴随着众多宗教学校的国家化，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的暴力对抗始于1948年夏天。五名神父在7月被判刑，更多的人在8月被判刑。不屈不挠的匈牙利天主教枢机敏真谛（József Mindszenty）于1948年12月26日被捕，并于1949年2月5日被判终身监禁，他被指控与各种同伙密谋反对国家，以及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从事间谍活动。一年后，政府占领了大多数男、女修道院，把1.2万僧尼中的大多数赶了出去。1951年6月考洛乔（Kalocsa）的大主教格罗斯（Jozsef Grosz）阁下──“间谍活动”的主导、敏真谛的朋友，遭遇与其相同的命运。匈牙利对教会和宗教团体的迫害不仅仅影响到了天主教徒。路德教会和加尔文教会的数量要少得多，也受到影响，失去了牧师和主教，包括杰出的加尔文教徒──拉瓦斯（Laszlo Ravasz）。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政府曾试图在天主教会内切分出一个已准备好与政府合作的派系。这种战术只取得部分成功，因此压迫的规模加剧。1949年6月，曾被纳粹于1942年关在特雷辛（Terezin）和达豪（Dachau）的集中营里的布拉格大主教贝兰（Josef Beran），被软禁在家并随后被拘押。1949年9月，数十名抗议关于教会的新法律的牧师被捕。1950年3月31日，对几位高级教会成员的审判在布拉格开始；他们被指控为梵蒂冈和其它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组织武器仓储和准备政变。赎主会教徒、神学院校长马斯蒂利亚克（Jan Mastiliak）被判终身监禁，其他人被判总共132年的徒刑。1950年4月13日至14日夜晚，由内政部对一批女修道院采取了以军事精准度准备的大规模行动。几乎所有的修女和神甫被驱离、拘押。同时，警方对所有主教实行居家软禁，并禁止他们与外部世界交流。
1950年夏天在斯洛伐克东部，政府下令取缔希腊天主教东仪教会（Greek Catholic Uniate Church），并命令它与东正教教会合并，这是1946年苏联在乌克兰使用过的一个程序。反对的牧师要么被拘要么被赶出教区。苏联鲁塞西亚（Ruthenia）地区大主教科萨蒂（Jozsef Csati）在一个明显被操纵的审判中被判有罪，然后被驱逐到在西伯利亚地区沃尔库塔（Vorkuta）的一个营地，一直被关到1956年。
对教会的压迫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构思和控制的。1950年9月，领导层批准了一系列对天主教徒的审判，于当年11月27日在布拉格拉开序幕。九名与以泽拉（Stanislav Zela）为首的几个主教有关的个人都被判重刑，泽拉是摩拉维亚中部奥洛穆茨（Olomouc）教区的总牧师。到1951年1月15日还终于完成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举行的对三位主教的审判，其中包括希腊天主教会的主教。在这两起审判中，所有被指控为“梵蒂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理人”的个人都被判处十年至终身监禁的刑期。这种策略最后一次被应用是在那年晚些时候，更多与主教们有关的人被审判。但是迫害并没有就此结束。波希米亚中部利托摩利斯（Litomerice）教区的主教特罗赫达（Stepan Trochta），一名曾于1942年5月被捕并在特雷辛、达豪和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被关押过的抵抗战士，于1954年7月被判处25年徒刑。
那些策划和实施这些压迫的人所寻求的，并不只是清除教会高层人士，而是要攻击所有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查尔斯大学的艺术史教授瓦科娃（Ruzena Vackova）曾参加抗战，也是一位对政治犯的事业伟大的支持者。她于1952年6月被捕入狱，一直被监禁到1967年。天主教知识分子受到对她和1952年另一次审判的严重影响。第二次审判于7月在摩拉维亚首都布尔诺举行，可能是20世纪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对“文人”的政治审判。
其中一位在布尔诺受审的人是傅希克（Bedrich Fucik），一位无暇顾及教会等级的捷克天主教徒。他于1951年春被捕，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受到了酷刑折磨。直到有一天，在连续七个小时给予拷打者诸如“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没有”等等的回答之后，他终于崩溃了，并开始“坦白”。“我求求你，放过我，他跟他们说，“我再也受不了了。今天是我母亲的去世周年纪念日。”在审判前整整一周，他被指导如何向法院陈词。他当时体重48公斤（他被捕前称重有61公斤），身体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傅希克被判入狱15年，但之后被大赦，并于1960年获释。以下是他给本书作者之一卡洛‧巴托塞克（Karel Bartosek）的几次采访的摘录，于1978年至1982年间在布拉格录制。
B：当你在法庭上时，你是否有是戏中的演员这种感觉？
F：绝对。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这样。
B：你为什么同意这样做？作为一名天主教徒知识分子，你如何能接受这个高度编排的斯大林主义喜剧？
F：这是一个人从监狱学会的最糟糕的事情，最让你不得安宁的。饥饿、寒冷、他们把你困在里面的黑洞里，那时令人恐惧的头疼让我感到自己要失去视力，所有那些事情，你可以忘记这些，即使它们永远会和你在一起，藏在你大脑的某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也永远不会放过我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突然间你的身体里出现了两个人、两个不同的人。首先一个我，是一个我一直以来的人；第二个新的我，对那个旧的我说，“你是一个罪犯，你做了如此这般……”第一个我就反击，这两个人就展开争论，就像一个完全的双重人格，一个人无情地羞辱另一个。“你在撒谎！这不是真的！”另一个说“是的，没关系，这是真的，我做过，我签了”等等。
B：当然，你并不是唯一一个做出这样的认罪的人，许多人也做了。你们都是意志坚强的男儿，都有你们独特的身心特质，但你们都表现出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方式：你们参与了这个把戏，学会扮演你被分配的角色。我已经谈了很多让这些共产党人“忏悔”的原因、这些人被殴打直至最后崩溃的一切。但你看世界的视角与众不同。你内心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与政府合作？
F：我无法保护自己，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能再抵制他们无情的洗脑了。我妥协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内心有什么崩裂了的那个时刻（此时他变得愈发激动，几乎是在喊叫）。在那之后，我根本就不再是我自己了……我认为这非存在的状态是最大的侮辱、是一个人可以体验到的最低级的东西，就像毁掉自我的存在。而且他们让你自己下手。
在巴尔干地区，对教会的镇压沿袭了类似的模式。在罗马尼亚，针对希腊天主教东仪教会（其信徒数量仅次于东正教会）的消灭战在1948年秋天变得更加激烈。东正教教会对此持缄默态度，因为它的各级教会普遍是支持当局的──但这一事实也未能阻止当局关闭其下许多教堂并监禁了一批其教会领袖。当年10月，所有东仪教会主教都已被捕。希腊天主教会于1948年12月1日被正式禁止。当时它有1,573,000（在1500万人口中）忠实信徒，还有2,498座建筑和1,733名牧师。当局没收了其所有物资、关闭了大小教堂，在某些地方甚至还烧毁了它的图书馆。超过1,400名牧师（仅在1948年11月一个月之内就有约600人）和约5,000信徒被送进监狱，在那里大约有200人被杀害。
1948年5月，随着92名牧师被逮捕，轮到了拥有125万信众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在罗马尼亚遭到镇压。政府关闭了所有天主教学校，把宗教慈善机构和医疗中心国有化。1949年6月，几位罗马天主教主教被捕，政府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禁止了所有修行制度。压迫行为在1951年9月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审判中达到高峰，有几位主教和知名非宗教人士被判“间谍罪”。
其中一位被秘密任命的希腊天主教主教，在一段时间的苦役后被判15年徒刑，做了以下陈述：
多年来，我们忍受着折磨、殴打、饥饿、寒冷和物资被没收，以及对我们教会无尽的嘲弄和讥讽。我们会像对待圣物一般亲吻我们的手铐、锁链和监号上的铁栏杆，我们像对神圣的法衣一般珍爱我们的囚服。我们选择了我们要背负的十字架、我们保留它，尽管只要我们放弃信仰，就有自由、金钱和轻松的生活。我们的主教、牧师和忠诚信徒一共被判处超过15,000年的徒刑，他们坐牢的时间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0年。六位主教因为拒绝放弃对罗马的忠诚而被监禁。尽管所有这些受害者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教会今天拥有的主教数量与斯大林和东正教牧首查士丁尼（Justinian）得意地宣告其死亡的时候一样多。（待续）
《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三部分 另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牺牲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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