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是留在人心中永远的丰碑 ——专访原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工作人员朱黎明先生
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抗中共迫害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本台记者靳同专门采访了当年“四.二五”的亲历者、原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工作人员朱黎明先生，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希望之声2019年4月23日】（本台记者靳同综合报导）【“四.二五”专访】
编者按：4月25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抗中共迫害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本台记者靳同专门采访了当年“四.二五”的亲历者、原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工作人员朱黎明先生，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记 者：朱先生，你好！对法轮功学员来说，“四.二五”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我们知道1999年的“四.二五”你在现场，而且你当时还是法轮功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可能了解的情况相对多一些，我们想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况以及你对这次事件的看法。
朱先生：好的。1999年的“四.二五”我就在现场，尽管二十年过去了，但对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也可以说印象太深刻了，终身难忘，因为从这一天起我的人生也进入重大转折。
1999年的4月24日上午，作为研究会主要义务协调人之一的李昌来到另一位工作人员家里，到了之后把我叫去了。他说天津公安局抓了我们的学员，这个事情影响很大，我们准备直接跟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一下。信他已经写好了，让我打印出来。
当时李昌主要谈了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刊登了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及前后相关的一些事，我能感觉到他压力很大。因为开始我们学员与天津教育学院有关领导沟通的时候，对方态度挺客气的，但在4月23日突然态度转变，警察介入并抓了我们学员。学员到市政府要求放人，被告知公安部已介入此事，让学员到北京去，说只有到北京去才能解决问题。既然天津市政府这样说，法轮功学员一定会到北京来。
在与李昌交流的过程中，我感觉他是在被动的应对这件事。如果是主动组织，必然要有一些计划和安排，比如要来多少人，各地辅导站怎么配合等等，这些方面他都没有提到过。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既然对方已经指明了要学员到北京来，学员必然会来，谁也没有理由阻拦，其实也阻拦不了，因为法轮功是松散管理，研究会（包括各地辅导站）并不是管理机构，没有权力去管谁，只能协调做一些相关事务。但是来的人数越多李昌的压力就越大，这是显而易见的。
天津的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了四十多个，当时在国内是首次，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天津学员就向全国各地学员通报这个情况。我就接到唐山的学员打来的电话，他们很激动，因为既然天津能抓人，全国各地以后都会面临同样问题，我们都是在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政府却这样对待我们，大家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既然说“只有到北京才能解决问题”，那就一定要到北京讨个说法。当唐山学员问我去不去时，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后来中共说这是法轮功有组织的一次活动，完全是栽赃陷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记得在1998年北京辅导站做过一次统计，仅北京市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就有近九十万人。那时候法轮功的大型晨练活动绝对是一道风景，超过千人的晨练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个，像圆明园大门前广场的晨练在三千人以上，中山公园、天坛公园等处都有数千人。如果研究会或北京辅导站要组织的话，绝对不会只有一、两万人去。
此事经过二十年沉淀，真相已经很清楚了。“四.二五”的起因就是中共负责政法工作的高层授意天津市公安局故意制造事端，引导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去，以便扩大影响，为他们镇压找借口，据说他们已经部署武警部队做好了相应准备。但法轮功学员用和平理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发生冲突的场面，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记 者：听你这么说我们就理解了，这完全是法轮功学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发的一次行动，这就比较清楚了。那么现场的情况怎么样？请你谈谈好吗？
朱先生：好的。4月25日早上，我是骑自行车去的，骑了一个小时，不到九点钟到了府右街北口。我去的时候府右街西面已经站满了人，陆陆续续的我看到还有人在往这里赶。我顺着人群从北往南走，快接近中南海西门的时候，听到有学员说，朱总理出来过了，让我们派代表谈。有熟悉的学员知道我是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就让我快赶过去。当我赶到西门的时候，看见代表已经进去了，我想追过去但被拦住了。
图 “四.二五”和平上访时的现场照片（明慧网）
现场的学员前面两排是站着的，后面是一些岁数大些的，有的在炼静功，有的在看书学法。现场秩序井然，没有人喧哗，很少人走动。法轮功学员的所有活动中都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并不感到惊奇。在法轮功学员的前面有很多警察，但他们都是很轻松的样子，有的还在谈天、说笑，看不出有任何对立的情绪。关于现场的情况已经有很多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
我个人在其中有一个小插曲，我是站在第一排，中午时分遇到我们院政治部领导带着保卫处的人到现场找人，恰好看见了我。他们很严肃的命令我赶快回去，我没有为之所动。在那样的场合下他们也无可奈何，就匆匆离去了。
记 者：说到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我听说你当时还是现役军官，是军事院校的教官，你就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朱先生：坦率的说，是当时没顾上想，但即使想了我也不会犹豫。
中国有个成语，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我才有了健康的身体，才知道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如果法轮功不存在了，我就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法轮功学员向政府提出的“三点要求”，在李昌代表法轮功学员写给朱总理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三点要求合情合理合法，没有任何不妥，也跟我个人息息相关。所以当有学员向我通报了当时的情况问我“去不去”时，我没有片刻犹豫。我想所有去现场的学员都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也是很现实的。从4月26日开始，我基本上就进入受审状态。每天都要接受一级一级、反反复复的审查，几乎每天都要“交待问题”。到7月20日就进入封闭式隔离审查状态，直到2000年被强制复员，从享受副师级待遇的军官一下子成为一介平民，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我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从没有做过任何违法违纪的事情，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更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所以在严酷的审查当中，我没有出现过害怕的感觉。审查中他们使用了文革中整人的多种手段，组织了全院两千多人的批判会（不仅仅是批判我一个人），在我工作单位还组织人揭发我，全是文革的那一套。我被关在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头三个月连放风的时间都没有。三个月后第一次放风时整个人是一种“失重”状态，就是找不到身体的重心，一直摇摇晃晃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这种状态。
记 者：如今“四.二五”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请问你有什么想法？
朱先生：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修炼一直带有神秘色彩，与大众没有关系，离百姓的生活甚远，只有极少数人在深山里或寺庙里才存在修炼问题。然而在二十世纪末，在中国出现了几千万乃至上亿人走入法轮功修炼，这就使修炼脱去了神秘的面纱，与百姓的健康和生活有了关联，这是开天辟地都没有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走入修炼，是因为他们亲身体验到了修炼的好处，在法轮功修炼中受益了，才发自内心的去传播法轮功，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法轮功当初在中国传出的时候，没有打过一次广告，而且当时的主要媒体都不准报道气功，可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却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这可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凡是有点儿头脑的人都会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
在1998年5月的“北京电视台事件”中，我是谈判代表之一。我曾经对电视台的领导说，现在的人都很现实，上了岁数的人都是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尤其是科技界、文化界的人都有思辨能力，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受骗上当呢？如果没有从中得到实惠，怎么可能这么投入呢？法轮功修炼群体中不乏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和各行业的高端人才，难道这么多的人智商都有问题吗？
“四.二五”不管它的起因是什么，中共的目的是什么，在客观上是第一次将法轮功推上了世界的大舞台，让世界关注法轮功。通过这次事件，法轮功学员展现了其和平理性，克制忍耐，坚贞不屈，宽容大度，严以律己，以及无私无我的热情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这是大法修炼人与众不同的风采，其高风亮节足以让世界为之惊叹！
请问在当今世界中，有哪一个团体、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门派有如此高的素质和凝聚力，没有！而这些人的素质不是通过高强度训练达到的，不是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不是通过金钱刺激换来的，完全都是自觉自愿做到的，为什么？这不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在这二十年中，法轮功已经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地区，全世界的人，不分人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信仰，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学识、财富多寡，不分地位、职位高低，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不也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四.二五”将法轮大法修炼人的风采集中向世界展示，让天地为之震撼，这是一件感天动地的壮举，是前无古人的，它必将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永远留在人间，留在有良知的人心中。
记 者：谢谢你接受我们采访。
朱先生：谢谢！再见！
责任编辑：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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