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时分】“四.二五”专题之二：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调查始末
本文根据【天亮时分】法轮功专题视频节目之二即【史海扬帆】第六集（20190427）内容整理。
【希望之声2019年5月2日】（本台记者慧光综合报导）上一次我们讲了法轮功传出的过程，今天主要讲一下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调查是怎么开始的。
很多人都看到了在1999年发生了“四.二五”事件，就像媒体说的有一万多人去围住了中南海。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后来江泽民自己说过当时去的法轮功学员有两万多人，但是中国媒体的报导说是一万二千人。当时也没有包围中南海，后面我会把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儿跟大家说清楚。
我想先说一下法轮功是怎么被政府注意到、然后开始调查的。我本人是“四.二五”事件的当事人，当时我也在中南海，可以说我讲这个事情其实是相当于讲我自己的一段口述历史。有一些是引用了《江泽民其人》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曾与当时法轮功研究会的一个成员进行过一次谈话，就是访谈吧。因为那个法轮功研究会的成员他在1992年法轮功刚刚开始传出的时候就一直跟着，对整个法轮功的发展包括一些大的事情都非常清楚。
这个“四.二五”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当时中央突然间发现有这么一个法轮功，有这么大一个群体就下令镇压，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共中央很多人他们对法轮功的了解非常早。
法轮功真正在中国普及是在1997年、1998年、1999年的时候。李洪志大师在国内传法，当时是采用办气功学习班的方式。从1992年到1994年，一共办了五十多期班，少的时候参加学习班的只有几百人，多的时候有几千人。参加学习班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过，大概有十万人，也有可能超过十万人。因为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有的还因为炼了功，道德品质变高尚了；有过去吸毒的人不想吸毒了，有的家庭变得和睦了，所以当时就是靠口碑效应，英文叫做Word of mouth，靠这种方式传播，增长速度是爆炸性的。所以到1999年时就达到了一亿人，但绝大多数人是在1997、1998、1999年开始的，我们叫做“得法”，就是开始修炼。
1995年师父就已经结束了国内传法，然后到国外去办了两次班。一次是在法国，这是师父当时去国外传法的第一站，是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处邀请的，所以第一次国外传法班是在法国大使馆里举办的。第二次国外办班是在瑞典，瑞典这个办班结束之后，师父就结束了整个传法，就是系统的讲法以后就再没有了。以后师父在与学员见面时也有一些讲法，就是普通人说的演讲。这个形式以后经常有，但就不再是系统的去讲法了。从1995年后，国内如果有人想学功，他们可以去书店买书，然后到炼功点找人教功。那个时候，就是在1997年之后，在中国任何一个公园、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看到炼法轮功的人。只要你想学法、学功，就会有人给你书，然后教你炼功。
中共的那些老干部们，他们对自己的健康都是非常在意的，有的高级干部他专门配有气功师负责平时保健。所以当时出了法轮功这样一个对祛病健身有奇效的功法，他们都很在意，在法轮功早期传功时就有人跟他们介绍。
据法轮功研究会的那个成员讲，法轮功在北京办过学习班之后，不久就在紫竹院建立了一个炼功点，那可能是北京最早的炼功点，是一个很大的炼功点。紫竹院附近当时住了很多中共的老干部，那些老干部其中有资历很老的，像第十五届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朱镕基、罗干、李岚清等都曾经是他们的下属。这些老干部中有的是长征干部，在中共内部的级别很高。他们炼功之后感觉很好，就会把功法介绍给他们以前的下属，像朱镕基、罗干这些人其实早就知道。
罗干在1995年就知道法轮功，1995年，他的一个机械科学院的同事就跟他介绍过法轮功。也是在1995年，李岚清原来做过对外经贸部部长，当时他的一个直接下属，跟他关系很密切的一个人，也跟他介绍了法轮功。1996年，紫竹院有一个学员曾经到过王冶坪家里，王冶坪就是江泽民的老婆，在家里面教王冶坪炼功。李鹏也是在1995年就知道法轮功，当时他在电力工业部，电力工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就曾把《转法轮》给了他。所以江泽民知道法轮功非常早，当时中共中央的七个常委，每个人的家属都在炼功。
李瑞环对法轮功的认识是最正面的。1999年“7.20”镇压开始时，我们当时去中南海跟政府反映情况，就是希望镇压不要发生。有法轮功学员曾去了李瑞环家里，因为李瑞环的儿子后脑长了一个瘤子，怎么治都治不好，他那种地位的人，什么好药、什么先进设备都能用上，可就是治不好，后来是炼法轮功炼好的，所以李瑞环对法轮功非常清楚。中共镇压法轮功时，所有的政治局常委，人人都要公开表态，就是要反对法轮功、污蔑法轮功，但李瑞环没有说过法轮功的坏话，因为他对法轮功非常清楚。
当时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他们对法轮功的认识，在开始时可以说是很正面的。那后来怎么就变了呢？实际上学法轮功的人多了以后，里边也混进了“犹大”那种人，就像耶稣身边那个“犹大”一样。就说那个“犹大”虽然跟着耶稣看到了很多神迹，但是他那种贪财的心不去，后来为了三十个银币就将耶稣出卖了嘛。当时在师父身边，在最早的一批学员中有那么几个人，有姓宋的、姓刘的、姓赵的，是长春人，他们跟着师父，就是希望能够从中得到名和利啊，因为有名就有利嘛，当他们看到法轮功传的越来越广，就做了很多违反法轮功要求的事情。
师父当年传法时生活非常节俭。当时办气功学习班时，每次学习班都是上十堂课，九次讲课一次答疑，一共收四十元钱，其中老学员还减半，就是二十元钱，等于二十块钱听十堂课。可这二十块钱就将身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你到哪个医院花二十块钱能把所有的病全给你治好呢？所以这个价格是很低的。师父在办班时要印书、印资料，当时资金非常紧张，可这几个人就贪污了那个资金。后来师父批评他们，他们就生气了，就翻脸了，就开始到处告状。他们当时写了几万字的污蔑法轮功的材料，到处散发。他们当时写的内容就被后来中共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利用了，那个材料当时就是那么弄出来的。
1994年年底、1995年年初的时候，刚刚过了中国新年，《江泽民其人》的写作组就采访这个法轮功研究会的成员。他说，就是因为这几个人告状，讲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不实之词，当时是刚刚过了大年之后，他们就去跟政府的有关部门澄清事实，去跟他们讲法轮功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结果知道真相的人都觉得印象很深刻，没有看到过这样高风亮节的师父，看到学员们也都很平和，他们就说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我们以前不知道呢？这是在1995年2月份的事情，告状的事就平息过去了。
到了1996年，又出了一件事，出了一件什么事呢？
当时中共对气功有一个政策，这要追溯到1980年，当时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叫钱学森的科学家，他是研究原子物理的，但他对生命科学也非常有心得，也很有研究。后来呢他就向邓小平提建议，说我们国家应该搞生命科学研究。因为那时候出来一些有特异功能的人，可以用耳朵识字，当时在国内争吵得很厉害。一方面有人说这是事实；另外一方面，有人说这不科学。
1982年，胡耀邦在上海搞了一次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调查活动，就是对这些人进行测试。胡耀邦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放在一个瓶子里边封好，然后派他的秘书带到上海去。胡耀邦对他秘书说：如果真有特异功能，他们不是可以透视吗？就让他们看看这瓶子里边写的什么字。他的秘书到上海去了，结果被测试的那个人就说出了这个纸条上是什么字，秘书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因为那个瓶子是封好的嘛，秘书也打不开。秘书就给胡耀邦打电话，说那个人说是什么字，胡耀邦就说“你马上回来！”这个秘书就坐着飞机从上海回到北京，胡耀邦亲自检查那个封口的地方，发现一点儿都没有损坏，而且呢说的字是对的，胡耀邦就觉得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但是这跟共产党的唯物论是相抵触的嘛，所以胡耀邦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对气功实行“三不”政策，叫“不宣传、不争论、不干涉”，允许少数人做研究。这个政策制定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变，一直是这么执行的。
到1996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有个叫徐光春的，趁一个负责气功的中宣部副部长出国的时候，召开了由北京十几家大的报社和媒体参加的一个会议，徐光春给他们布置任务，让他们写文章批判法轮功。1996年，知道法轮功的人已经很多了，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绝大多数媒体都没动，只有一个《光明日报》执行了徐光春的指示，当时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这个文章刊登出来之后，那就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了，共产党搞运动一般都是舆论先行嘛，当时还有一些人，像公安之类的到处去刺探法轮功情报，然后给法轮功的活动照相啊等等，当时的环境好像突然间就变得比较紧张了。然后他们又以反对迷信、崇尚科学为由，把合法出版的《转法轮》和《中国法轮功》书籍给禁止了。
当时有很多学员就向各大报纸写信，主要是《光明日报》，反映法轮功的情况。因为这个企图镇压的决定，它不是来自于中共中央，就靠徐光春一个人，靠中宣部他也搅不起太大的风浪。因为当时公安部里边就有很多人炼法轮功，而且人还不少。公安部有一个老部长叫王芳，他本人也练气功，他夫人是一个佛教徒。王芳退休之后办了一个基金会，叫“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师父传法期间，曾经给见义勇为的公安干警治过病，还给这个基金会捐过书，就是说公安部一批人对法轮功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当时徐光春想镇压法轮功，公安部的这些人都不动。公安部的人不动，只靠中宣部的人搅不起太大风浪，所以这个事情在1996年就过去了。
到了1997年、1998年又出了两件事，当时挑事儿的人就是罗干。罗干当时是政法委书记，他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普通人都觉得，你管政法工作，肯定认为全国的案发率愈低愈好，什么杀人啦、投毒啦、爆炸啊，各种恶性案件愈少愈好，愈少就显得你的工作愈有成效。而罗干不这么想，他想的是全国愈乱愈好。他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愈乱，他就有借口向中央要钱。“你看天下这么乱，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我要增加编制，要增加公安干警，要更新武器，要加强情报搜集，要买先进的设备”，这样就可以跟中央要钱了。所以他们把社会搞得愈乱，能够拿到的资金就愈多。中共在2011年、2012年的维稳开支，就是镇压老百姓花的钱超过了军费开支。
后来到了他的接任者周永康，就可以调动武警部队，有花不完的钱。因为社会乱嘛，就有大笔的钱给他。这是他们的一种想法，跟正常的逻辑完全相反。所以罗干当时就想：如果要想在政治上再升一步的话，就必须干点大事，显得他重要。干什么大事呢？罗干就想通过整法轮功表现一下。
1997年，罗干就给公安部下命令，让公安部配合他镇压法轮功。为此他在公安部做了一次人事大调整，把所有懂气功的、对气功感兴趣的人全部从领导岗位上换掉，然后在公安部内部发了一个文件，说法轮功是邪教，你们去给我搜集证据。大家注意听这个话，如果他还有一点点法治观念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话很有问题。你说法轮功是邪教，你的证据是什么？你总得有证据证明是吧。他是先定性，然后让公安给他搜集证据。这叫什么？先定罪后搜集证据，就是存心要迫害你。当时罗干调动了很多资源，包括安排情报人员打入法轮功内部，其实不光是政法部门了，包括军队、统战部等等，他们都有情报人员，都派人到法轮功内部去搜集情报。
到了1997、1998年，因为这事弄得很大了嘛，后来就被朱镕基知道了。朱镕基对法轮功很了解，他就把罗干叫去给训了一顿，他说“罗干你现在放着全国这么多大案、要案你不抓，你去跟一帮炼功的老头老太过不去”，把罗干给说了一顿。所以这个事情到1998年年初，在高层上就平息了。
到1998年5月份又出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当时中科院有一个人叫何祚庥的，这个人有人说他跟罗干是连襟，确切的证据我没查到，只是内部一些知情者这么说，就是说他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这个何祚庥是个什么人呢？官方数据显示，他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院院士，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政治工具。因为他有一个两院院士的头衔，所以在科学家面前，他就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在社会学家面前，他就说他是一个科学家，这个人就是两头骗。
我跟大家说一下他的经历，大家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网上有人说他是一个很可笑的科盲，有人称他为科痞，其实是有道理的。他在清华大学读过书，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他经常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做所谓的科学批判。他批判过量子力学，他批判过摩尔根的遗传学，他批判过夸克模型。凡是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出来，他不是从科学上论证对与错，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认为你是错的。这个人他在科学领域无所建树，但是他得到了中宣部的特别赏识，所以后来就给他弄个两院院士的头衔，就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打人的棍子。
这是一个非常无耻的人。2001年，江泽民到处宣传他那个所谓的“三个代表”学说，何祚庥当时在中科院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所谓论文，叫“论量子力学如何符合了三个代表的精神”，而这个东西一说完就举座哗然，有很多真正的科学家拂袖而去，认为这是在胡搞嘛！所以何祚庥他实际上就是通过政治投机的方法转而去批判气功，从1982年开始，跟司马南等一批人一起批判气功。因为当时法轮功发展迅速，发展规模最大，所以他就开始批判法轮功。
1998年5月，他在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栏目上公开污蔑法轮功，说中科院有一个姓孙的研究生练了法轮功以后不吃不喝了，听他对那个研究生的描述就知道他的所为完全是跟法轮功的要求相违背的。法轮功没要求学员不吃不喝，我炼法轮功二十多年了天天都要吃饭，不吃不喝不就饿死了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明明知道是违反法轮功基本要求的东西，他故意拿出来说这是炼法轮功炼的。因为他在中科院工作嘛，中科院当时炼法轮功的人也特别多，像中科院、清华大学，海淀区比较有名的有八大院校，炼法轮功的人特别多，有的人就认识何祚庥，就到他家里当面跟他讲。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没理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话他都不吱声，但是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很多人了解他，知道他就是要存心这么干，就到北京电视台去讲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当时有很多学员都去了北京电视台。很多学员看到这个之后就觉得节目中说的不是事实嘛！
当时北京电视台一个副台长，跟法轮功学员谈完之后觉得法轮功非常好，她说我们的报导有错误，何祚庥讲的东西不真实。后来她专门补了一个报导，给了法轮功学员很多正面镜头，重新介绍法轮功。北京电视台这个事件得到了正确解决，也就过去了。当时北京市有个副市长就说过：明明中央有规定，对气功要“不争论、不宣传、不打棍子”，是何祚庥违反规定了，以后北京市不能再登何祚庥的文章。
何祚庥的文章如果北京市不登的话，那他到哪儿去登呢？这就是在下一次节目中我要讲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