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四提“爱党爱国” 大陆学者破解暧昧“国”

中共将“五四”精神重新包装为“爱党爱国”，中国社会学者郭于华认为，国究竟是指人民、家乡、文化还是国家机器，这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的定义很暧昧；他还认为各种形式的爱都不能带有强迫。而学界对“五四运动”本身也有分岐。

【希望之声2019年5月4日】（本台记者岳文骁综合报导）中共将“五四”精神重新包装为“爱党爱国”，中国社会学者郭于华认为，国究竟是指人民、家乡、文化还是国家机器，这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的定义很暧昧；他还认为各种形式的爱都不能带有强迫。而学界对“五四运动”本身也有分岐。

“五四运动”今天（北京时间5月4日）满100周年，中共当局日前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将“五四”核心精神诠释为“爱党爱国”，并呼吁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回避“五四”为人所知的民主、科学因素，以及避谈其反专制精神。

中共的“国”定义暧昧大陆学者举例破解

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对中央社表示，在谈“爱国”之前，必须要先讨论“国是什么”。因为国可以是指人民、文化传统、吾乡吾土或是国家机器、政治工具，但在中共治下，“国”的定义相当暧昧。

郭于华指出，从学术角度看，国家不能成为目的，而是要保障人民权利，让人们追求想要的生活，但中国社会个人主义不兴盛，比较侧重集体主义，这会影响民众思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她举一例破解中共对国的定义：在中国被宣传的口号“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若照样造句变成“墙是千万砖，有墙才有砖”，这时可以想象“有砖才有墙”还是“有墙才有砖”，哪一个逻辑比较通顺？

郭于华强调，任何形式的爱都不能带有强迫成分。

另外，她还认为，撇除官方强调“五四”的所谓“爱党爱国”，中国学界对“五四运动”的看法近2、3年来有了更多讨论，却也开始出现分歧。比如，之前学界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但近来另一派意见开始反思这场运动，并倾向认为这是一场极端、倡导革命意识、彻底否定传统价值的运动，且这种声音似乎越来越大。

“五四”本身两种不同导向都令中共恐惧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发生于1919年以青年学生为主、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政治抗议运动。事件起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引发国人极度不满，由此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乃至暴力对抗政府的政治风潮。

在近日有关“五四”的讨论当中，观察发现，无论是认为“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还是反之认为“五四”是一个具破坏力的极端运动，其真正的精神和所代表的动向都是现时中共所恐惧的。

“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恰与“六四学运”相通。

独立学者胡平认为，“五四运动”的核心是“批判政府”，当年的青年学生们抗议政府不能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恰恰说明了“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不等于爱党”。他们是以对政府提出异议的方式来实现了自己的“爱国”。当学生走上街头，就形成民主运动的先锋和主力，这正是令中共最恐惧的地方。

法广评论也称，官方欲借用高调纪念“五四运动”来转移民众对“六四”学运的视线，因此重弹所谓“爱国”老调，而避谈“五四运动”的学运因素，切割“五四”与“六四”的精神联系。

另一方面，对五四运动的极端倾向的批评，则触及中共起家的老底。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张鸣对德国之声表示，所谓的“五四”是一笔糊涂账，“谁纪念就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说”。他说“五四”运动实际是“暴力行为”，砸人家家，烧人家房子，走哪都不合法。

香港历史学者冯学荣指出，“五四”运动就是一场“胡闹”。“除了打伤一个人、烧毁一栋房、撤了三个官、留下暴力的火种之外，没有什么裨益可言”，“既没有救国，也没有立德”。唯一的后果就是给“马列主义”入侵中国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开启了中国的噩梦。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徐泽荣在一次“五四”百年研讨会上说，五四是苏联控制中共所挑起的：“我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了。前后大量马列著作，翻译好多……新文化运动其实与五四是无关的，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胡适怎么说，其实是无关的。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开始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了嘛。另外，民主跟科学与五四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把它们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有用心的做法，苏联人是想挑起反日的运动，让日本跟中国打，它保卫了它的东方（远东地区）。”

大纪元李沐阳评论则指出，“五四运动”的惊人真相是：救国不成，只留下暴力火种。

责任编辑：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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